摘要

特应性皮炎（AD）作为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，其诊断、病情评估及治疗反应监测长期依赖临床视觉评分量表，存在主观性强、精准度不足等局限。生物标志物的发现与应用为AD的精准医疗提供了新方向，其中白细胞介素-13（IL-13）作为2型炎症通路的核心细胞因子，已被证实是AD发病机制中的关键生物标志物。本文从科研视角出发，系统阐述IL-13在AD免疫炎症调控、皮肤屏障损伤及微生物组失衡中的核心作用，分析其作为AD预测、诊断、病情监测及治疗反应评估生物标志物的科学依据，并结合曲罗芦单抗靶向抑制IL-13的临床试验数据，揭示其在AD精准治疗中的应用价值，为AD的机制研究与临床转化提供参考。

一、 AD生物标志物的分类与临床科研价值

生物标志物被定义为"可测量的特定特征，用于指示正常生物学过程、病理过程，或对暴露因素及干预措施的反应"，在AD的科研与临床实践中具有多维度价值。根据临床用途，AD相关生物标志物可分为疾病相关（易感/风险、诊断性、监测/严重程度、预后性）和治疗相关（预测性、药效学/反应性、安全性）两大类，涵盖基因组、转录组、蛋白质组、免疫细胞及皮肤微生物组等多个层面（表1）。

表1 特应性皮炎核心生物标志物分类及临床科研意义

在众多AD生物标志物中，IL-13凭借其在发病机制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及可量化性，成为连接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关键靶点，其表达水平与AD的疾病易感性、活动度、严重程度及治疗反应均存在密切关联，为AD的精准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工具。

二、 IL-13在AD发病机制中的核心生物学作用

AD的病理生理学特征表现为慢性炎症、皮肤屏障受损、瘙痒及皮肤微生物组失衡的恶性循环，IL-13作为2型炎症通路的关键细胞因子，在这一循环中发挥着多重驱动作用，其机制已通过转录组学、蛋白质组学及免疫组织化学等多种技术得到验证。

（一）驱动2型炎症级联反应

AD的免疫失调以2型炎症为主导，IL-13主要由辅助性T细胞2（Th2）、2型固有淋巴细胞（ILC2s）、肥大细胞及嗜碱性粒细胞分泌，通过启动炎症正反馈循环放大免疫应答。IL-13可诱导角质形成细胞分泌CCL22、CCL2、CCL5等趋化因子，招募更多免疫细胞向皮肤浸润，进一步促进IL-13及IL-4、IL-5、IL-31等炎症因子释放；同时激活T细胞活化通路，上调IL-13自身表达，形成持续性炎症反应。此外，IL-13还可诱导CCL17/TARC、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等分泌，招募嗜酸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，加剧炎症浸润，这一机制在曲罗芦单抗III期临床试验的生物标志物分析中得到充分证实。

（二）破坏皮肤屏障完整性

皮肤屏障受损是AD的核心病理特征，表现为结构蛋白减少、脂质代谢异常及水分流失增加，而IL-13是导致屏障功能障碍的关键分子。研究表明，AD病损皮肤中IL-13过量表达，可通过下调表皮结构蛋白基因表达（包括丝聚蛋白FLG、兜甲蛋白LOR、包涵蛋白involucrin等），降低皮肤水分保持能力和结构稳定性；同时抑制脂肪酸延长酶ELOVL3和ELOVL6的表达，导致长链脂肪酸（LCFA）合成减少，短链脂肪酸（SCFA）相对增多，破坏角质层脂质双层结构的完整性。转录组学分析显示，IL-13富集环境可导致1908个皮肤屏障相关基因差异表达，直接引发角质形成细胞终末分化异常和皮肤外层更新紊乱。

（三）介导皮肤微生物组失衡

AD患者皮肤微生物组的典型特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率显著升高（>90%）而微生物多样性降低，这一失衡状态与IL-13的调控作用密切相关。IL-13可通过双重机制促进金黄色葡萄球菌黏附与增殖：一方面下调皮肤抗菌肽（如人β-防御素2）的表达，削弱皮肤固有免疫防御；另一方面诱导纤维蛋白原和纤连蛋白表达增加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提供黏附位点。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过度增殖又可进一步激活免疫级联反应，诱导IL-13表达上调，形成"炎症-微生物失衡"的正反馈循环，加剧疾病进展。

三、 IL-13作为AD生物标志物的科研验证与临床转化

IL-13作为AD生物标志物的核心价值，已通过曲罗芦单抗的系列临床试验（ECZTRA 1、ECZTRA 6、ECZTEND）得到系统性验证。曲罗芦单抗作为全人源单克隆抗体，可特异性结合IL-13并阻断其信号传导，其临床试验中采用多维度技术（转录组学、脂质组学、微生物组谱分析等）对IL-13及相关生物标志物进行了长达2年的动态监测，为IL-13的科研应用提供了高级别证据。

（一）病情评估与严重程度关联

基线水平的IL-13与AD临床严重程度显著相关，ECZTRA 1试验显示，血清IL-13浓度与湿疹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（EASI）评分呈正相关，且IL-13高表达患者的皮肤炎症浸润、屏障损伤及瘙痒程度均更为严重。同时，IL-13与其他炎症标志物（IL-22、CCL17/TARC、IgE、嗜酸性粒细胞）存在协同表达模式，可联合用于AD病情的量化评估，弥补传统临床评分的主观性缺陷。

（二）治疗反应监测的精准指标

曲罗芦单抗治疗后，IL-13的表达水平呈现快速且持续性下降，且这一变化与临床疗效高度同步。治疗16周后，血清IL-13及相关炎症标志物（CCL17/TARC、IL-22、IgE、骨膜蛋白）显著降低，皮肤组织中CCL18、CCL22、IL4R等基因表达下调，向非病损皮肤表型转变；长期治疗2年后，IL-13抑制可使表皮分化相关基因（CLDN1、LOR）表达上调至接近正常水平。此外，IL-13的下降幅度与皮肤屏障修复（FLG、NMF、LCFA水平升高）、微生物组恢复（金黄色葡萄球菌丰度降低、微生物多样性增加）呈正相关，可作为评估靶向治疗效果的核心药效学标志物（表2）。

表2 曲罗芦单抗抑制IL-13对AD生物标志物的影响（治疗16周）

（三）个体化治疗的潜在靶点

IL-13的表达水平可用于预测AD患者对靶向治疗的反应性，IL-13高表达患者接受曲罗芦单抗治疗后的临床缓解率（EASI 75/90）显著高于低表达患者。这一发现为AD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了依据，未来可通过检测IL-13及相关生物标志物（如TARC、IgE）筛选优势获益人群，优化治疗方案，提高精准医疗水平。

四、 研究展望与挑战

IL-13作为AD核心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，但仍面临诸多科研挑战：

其一，IL-13的检测标准化尚未完全建立，不同样本类型（血清、皮肤组织、胶带剥离样本）的检测方法（蛋白质组学、RT-qPCR）存在差异，需进一步规范检测流程以确保结果可比性；

其二，IL-13与其他生物标志物（如IL-22、TSLP、皮肤微生物组）的协同调控网络仍需深入解析，多标志物联合检测模型的构建将提升评估精准度；

其三，儿科AD患者中IL-13的表达特征及临床意义尚未完全明确，需开展针对性研究以拓展其应用范围。 未来，随着单细胞测序、代谢组学等新技术的应用，IL-13在AD中的调控机制将得到更精准的阐释；同时，真实世界研究的开展将为IL-13作为临床常规生物标志物的应用提供更多证据。此外，基于IL-13的联合生物标志物panel有望用于AD的早期诊断、病情监测及治疗反应预测，推动AD从经验性治疗向精准化治疗转变，为患者提供更优化的治疗策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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